南冠草

bsp;  顺治四年（1647）春，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，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。完淳写谢表，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，使赴舟山呈与鲁王。谢在漴阙候船之时，被清兵拿获，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。后吴胜兆反清事败，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，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，秉承清摄政王多尔衮意旨，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，务要一网打尽。完淳避在嘉善岳父钱栴家中，曾秘密西行受阻，返回松江，决定渡海至鲁王处，再图大举。不幸于六月底被侦获逮捕，与岳父等反清义士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。船过细林山(即辰山，夏完淳曾随陈子龙游于此)之时，夏完淳想起老师陈子龙，百感交集，遂作细林夜哭哀悼恩师：

    细林山上夜乌啼，细林山下秋草齐。

    有客扁舟不系缆，乘风直下松江西。

    却忆当年细林客，孟公四海文章伯。

    昔日曾来访白云，落叶满山寻不得。

    始知孟公湖海人，荒台古月水粼粼。

    相逢对哭天下事，酒酣睥睨意气亲。

    去岁平陵鼓声死，与公同渡吴江水。

    今年梦断九峰云，旌旗犹映暮山紫。

    潇洒秦庭泪已挥，仿佛聊城矢更飞。

    黄鹄欲举六翮折，茫茫四海将安归！

    天地跼蹐日月促，气如长虹葬鱼腹。

    肠断当年国士恩，剪纸招魂为公哭。

    烈皇乘云御六龙，攀髯控驭先文忠。

    君臣地下会相见，泪洒阊阖生悲风。

    我欲归来振羽翼，谁知一举入罗弋！

    家世堪怜赵氏孤，到今竟作田横客。

    呜呼！抚膺一声江云开，身在罗网且莫哀。

    公乎，公乎！为我筑室傍夜台，霜寒月苦行当来！

    诗中叙事与抒情并行，先写实地背景，益之以古史故典，故有泪洒秦庭与矢飞聊城之事。但大势已去，天地崩而威灵怒，遂死江中、殉节报国，可望与先前死难之先帝地下相会云云。继而全诗情转而切入自叙颠踬，一举竟入清兵罗网，若赵氏孤儿兼为田横之客，则必死无疑。全诗俯仰浩叹，实即野哭，但犹自励“且莫哀”改以筑室夜台的凄清境界，以寒霜苦月的形象，深化时代所加诸个人的无穷寂寥。全诗声泪俱下、哀感动人而又慷慨激昂，配以典故，则更令人怀古伤今。综观夏完淳之一生，陈子龙之文人为文对他影响极大，是以史上颇有以陈子龙为夏完淳“精神上的父亲”之说。不论此说确实与否，终夏完淳一生却也真没能走出陈子龙对他的影响。

    船到江宁，夏完淳望见隐隐钟山，仰天长啸：“我得归骨于高皇帝孝陵，千载无恨！”回首遥望故乡，朝东方拜了几拜，临别故乡作成别云间(松江古称云间)：

    三年羁旅客，今日又南冠。

    无限河山泪，谁言天地宽。

    已知泉路近，欲别故乡难。

    毅魄归来日，灵旗空际看。

    诗中表现了他对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挚意，表现了他对明朝覆亡、山河非我的无限伤感，更突出地表现了他至死不屈的高风亮节。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书生，经历了如此惨烈严酷的事变和考验，肩负起如此重大庄严的义务和责任，表现得如此镇静和果决，真是民族之魂有托，四百年后仍令人追思不已，尚飨其英灵！

    关于夏完淳的被捕，史上颇多异同之论。有说是因谢尧文通海案发“拜表普陀，为守帅侦得，见收”；有说“以陈子龙狱词连及”仅只是株连；也有说“吴胜兆反正举兵，完淳与预其谋，巴、陈、土三帅执之，解入金陵。”这里旨不在此，不论。

    六

    当时审讯夏完淳的，乃前明官封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、总督蓟辽军务而后投降清军一直被历史目为汉奸的洪承畴。得到历史这样的评价，客观地说，实在是对洪承畴的不公。

    洪承畴，字彦演，号亨九。泉州府南安县人氏。万历四十三年，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，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。次年，赴京会试，连捷登科，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，赐进士出身。1633年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，在陕西一带集中兵力攻打农民起义军，颇多大捷，一度扫除明军颓靡之风。洪承畴治军有方，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，俘杀高迎祥，多次打败李自成，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，称其所部为“洪军”1639年初，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；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艰苦斗争失利后被擒。洪承畴是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，文武兼备，谋略过人，是不可多得的良才。清太宗皇太极为今后逐鹿中原计，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，以“满汉之人均属一体”的政策笼络他，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（今沈阳）。为了洪承畴的投降，皇太极没少下工夫，甚至还动用了皇太极最心爱的妃子庄妃。最终，洪承畴终受感动，投降皇太极。

    大讽刺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洪承畴本为明朝能臣，位高权重，口碑亦颇佳，既为皇帝倚重，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。松山兵败，举国大震，皆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。崇祯皇帝极为痛悼，特辍朝3日，以王侯规格“予祭十六坛”七日一坛，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，还御制“悼洪经略文”明昭天下。祭到第九坛时，突然传来消息：洪承畴降清，御祭始罢。天下皆笑崇祯不能识人。

    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，献言献策，为大清王朝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。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、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、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康熙四年(1665年)，洪承畴病逝，寿终正寝，享年73岁。赠少师，谥文襄，赐葬京师，立御碑。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，认为多使百姓免受战争苦难，因写诗赞洪文襄道：

    五族争大节，华夏生光辉

    生灵不涂炭，功高谁不知

    满回中原日，汉戚存多时

    文襄韬略策，安裔换清衣

    关于洪承畴值得一提的还有——

    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国史馆进新纂洪承畴传，于南明王朝的唐王前加“伪”字，乾隆皇帝批阅之后，发话道：“若明之唐王、桂王设竟以为伪，所谓矫枉过正。即明末诸臣如黄道周、史可法等，在当时抗拒王师，固诛戮之所必及。今平情而论，诸臣各为其主，节义究不容掩。朕方嘉予止，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？”因亲自将洪承畴传编入明史•贰臣传。不论客观意义上的洪承畴历史功绩如何，总是难以免除历史加给他的贰臣的名号了。

    七

    关于洪承畴审讯夏完淳，史上记载极得神髓。洪承畴本知道夏完淳神童才子之名，见他小小年纪，也实在怜惜，有意回护，因说道：“闻汝曾上奏鲁逆，可有此事？”夏完淳昂首答：“不错。”洪承畴假惺惺道：“童子何知，岂能称兵叛逆？误堕贼中耳！归顺当不失官。”夏完淳伸直腰板，佯装不知上面坐的是洪承畴，厉声说：“吾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，松山、杏山之战，血溅章渠。先皇帝震悼褒恤，感动华夷。吾常慕其忠烈，年虽少，杀身报国，岂可以让之！”洪承畴一时语塞，大汗淋漓。左右差役还以为他真不知道审讯他的是谁，皆说：“小子妄言，今洪大人即坐于堂上。”夏完淳大怒，声色俱厉道：“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，天下莫不闻之，曾经御祭七坛，天子亲临，泪满龙颜，群臣呜咽。汝何等逆徒，敢伪托其名，以污忠魄！”

    我们今天还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句完毕，大堂之上洪夏二人的那种表情。一个变色尴尬，一个镇定冷笑。原告被告甚而至于角色互换，历史在这里上演了一出英雄与汉奸相对照的精彩戏剧。

    夏完淳在监狱中关押将近三月，洪承畴见其并无投降之意，不得不于1647年9月19日以“通海寇为外援，结湖泖为内应，秘具条陈奏疏，列荐文武官衔”的罪名在南京西市处死夏完淳，其时夏完淳年方才17岁。这个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至此鲜活的生命暂告终结，然而他的精神却永远不死，直到今日，还被一代代人们铭记着感动着。人虽为国捐躯，但是宇宙终将长存其英烈之气，以至于无穷，以至于永远。

    相传，在狱中，与夏完淳一同被捕的岳父钱栴一度意志沮丧，流露出贪生怕死之意。夏完淳慷慨激励其岳父道：“当日者，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，同时歃血，上启国主，为江南举义之倡，江南人莫不踊跃。今与公慷慨同死，以见陈公于地下，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！”并赋诗一首曰：

    乐今竟如此，王郎又若斯。

    自羞秦狱鬼，犹是羽林儿。

    月白劳人唱，霜空毅魄悲。

    英雄生死路，却似壮游时。

    相传夏完淳被捕之时其妻钱秦篆怀有一子。夏完淳在监狱中曾作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。在狱中上母书中，这个少年英雄写道：

    淳死之后，新妇遗腹得雄，便以为家门之幸；如其不然，万勿置后。会稽大望，至今而零极矣。节义文章，如我父子者几人哉？呜呼！大造茫茫，总归无后，有一日中兴再造，则庙食千秋，岂止麦饭豚蹄，不为馁鬼而已哉？若有妄言立后者，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，决不肯舍！语无伦次，将死言善。痛哉痛哉！人生孰无死？贵得死所耳。父得为忠臣，子得为孝子，含笑归太虚，了我分内事。大道本无生，视身若敝屣。但为气所激，缘悟天人理。恶梦十七年，报仇在来世。神游天地间，可以无愧矣。

    直到那时候，这个民族英雄还在渴望着能够有朝一日“中兴再造”恢复明朝政权。在今天我们为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的同时，对他的那种渺茫的希冀也不能不感到叹息。而这，实在也是中国的文人们不能认清局势的悲哀。

    八

    关于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所以会遭到明朝士大夫们如此激烈的抵抗，人们一直企图从各方面寻求其解释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末遗民之志节时以为“清人入关，遭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，尤其是在江南一代。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薄弱的，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，则极普遍而深刻。中国人的民族观念，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。”企图从文化的高度来寻求解释。有明一朝，尤其是在晚明年间文化高度发达，而这高度发达的文化，则更加集中在江南一带。不论是降清的钱谦益、吴梅村，还是坚持斗争以图恢复明朝统治的陈子龙、夏允彝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査继佐等等还是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潜心学问的谈迁、张岱等等，这些中国文化史中耀眼的明星们无一不出自江南，正是他们，才形成了晚明年间秀丽的江南文化。

    钱穆先生以为“清人厉行剃发令，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，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。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，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。”“只要政体不变更，王室推移无关重要，至于衣冠文物，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，不肯轻变。”这几句话研究者一直以为有这深厚的意义存在。的确，在现今看来，这些南方衣冠士子对于满清的反抗，与其说是对于明朝政权的忠心，倒不如说是对于汉族衣冠文化的忠心。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之所在。所谓“同时歃血，上启国主，为江南举义之倡”其实“上启国主”者也不过是衣冠士子与南明政权的一次结合，而这结合的终极目的，固然是为了恢复明朝政权，很大的意义上也只是恢复汉文化，也就是所谓“衣冠制度”了，这才是“民族文化之象征”而“王室推移”则是“无关重要”的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恢复汉文化的衣冠制度的斗争终究还是失败了。“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”难以抵抗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满洲铁骑“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。”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。终弘光政权之始终，根本无力也没能组织起一次稍稍像样的抵抗，也是在难免其失败了。在这里，不论再高明先进的文化也是要屈服于暴力之下的。先进文化对于暴力的屈服，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悲剧，这也就是一部明亡史所以充满着血和泪的原因所在了。

    然而，倘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，那种激昂民族大义的慷慨斗志，实在是值得我们现如今孱弱的中国文人们深深思索和惭愧的。